（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1989年9月，在即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之际，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献礼片《开国大典》在全国上映。该片用纪实的手法展现了从中国共产党取得三大战役的胜利开始，直至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的历史过程。制作者以宏大的视野，将纷繁复杂的历史提炼和概括为一部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影片思想内容深刻、规模宏大、历史人物众多、历史事件交替发生，是在当时条件下难得一见的好作品。多年以来，这部电影在荧屏上多次播出，很多场面已成为几代人的记忆。
四位编剧强强联手
1988年春，在一次聚会上，西安电影制片厂导演滕文骥提出想拍摄一部电影《开国大典》，向新中国成立40周年献礼，在场的长春电影制片厂主管剧本创作的副厂长张笑天表示愿意合作。于是，一个由张笑天、张天民、刘星、郭晨组成的创作班子就此成立，这四位编剧各有擅长，可谓珠联璧合。
四人在长春的清华宾馆商量剧本思路，在交谈中碰撞出火花，他们一致认为剧本要有突破，人物要有血有肉、有正常人的感情，而不是神化或漫画了的人。这些看似很普通的想法，在当时做起来却并不容易。另外，他们决定尽量不把剧本写成“编年史”，所有重大历史事件基本都被推至后景，作为影片中人物活动的舞台，宏观上采用写意的手法，而在刻画人物和表现细节时，则采用工笔细描的手法。
思路出来后，由刘星执笔，写出了第一稿。之后，张天民改出第二稿，张笑天定终稿。1988年7月22日，《开国大典》电影剧本获得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事业管理局和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的认可。
剧本写好后，刘星给西影厂送了过去，但出于某种考虑，西影厂放弃了拍摄计划，于是长影厂决定接手，单独投资该片，投资总额为500万元。长影厂的领导想让以拍摄重大历史题材著称的李前宽、肖桂云夫妇担任导演。
名导夫妻迎难而上
1988年8月的一天，李前宽和肖桂云正在长影厂的摄影棚里拍摄反映李大钊光辉生涯的12集电视剧《血洒故都》，张笑天送来了剧本《开国大典》。李前宽拿到剧本后，非常激动，几乎是一口气看完了7万多字，他看得十分专心，还不时在小本子上写点什么。看过后，他一句话没说，又交给肖桂云。待肖桂云看过，李前宽问她印象如何，肖桂云说：“大手笔！正是我们期待的。”两人从拍摄完成《佩剑将军》起，等了8年，等的就是这样的剧本，他们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一种创作冲动。
1959年，李前宽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电影美术系。1960年，肖桂云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二人是上下届同学，从那时开始便相识相知。毕业后，二人先后分配到有“新中国的电影摇篮”之称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李前宽从美术助理、场记做起，后来当副导演、导演。而肖桂云在1977年就执导了个人首部电影《希望》，从而开启了她的导演生涯。1981年，夫妻二人首次合作，联合执导了剧情电影《佩剑将军》，并一炮打响。从此，夫妻二人跻身著名导演之列，张笑天曾戏称二人是“电影夫妻店”。
二人接到剧本时距离新中国成立40周年还有一年多的时间，要在短时间里完成一部上下两集鸿篇巨制的摄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通常来说，这样一部电影需要筹备一年，拍摄一年，然后花半年时间做后期。光是“开国大典”这场戏的拍摄，就是个大难题。当时的天安门广场和1949年时完全不同，几十万人的群众场面怎么组织？剧本里有名有姓的人物达138个，怎么让众多人物鲜活地呈现在银幕上？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三大战役、北平和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北平入城式、百万雄师渡长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这些事件哪一个都可以单独成篇拍摄一部影片，可要把这么多事件集中在一部影片里，故事应该怎么讲？周围的人都为他们捏了一把汗。
李前宽夫妇与国庆太有缘了——国庆10周年，刚踏入大学校门的李前宽是文艺大军的排头兵，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主席的检阅；国庆20周年，李前宽和肖桂云结为夫妻；国庆30周年，肖桂云拍了《包公赔情》《桃李梅》两部献礼片；国庆40周年，他们又迎来了拍摄《开国大典》的机会……有深厚国庆情结的他们欲罢不能，夫妻俩认为，影片越是难拍，才越应该拍，拍出来才越有影响。
李前宽夫妇紧锣密鼓地开始了拍摄筹备工作，用“立体战争”的打法全面推进。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就完成了电影《开国大典》的几乎全部筹备工作，包括选外景、加工设计、选演员、造型与服装设计、制作道具、准备试片、分镜头、选看资料片，等等。
巧用历史资料片
1988年11月11日，《开国大典》剧组在中南海开机。第一场戏，是实景拍摄开国大典前夜，毛泽东与儿子毛岸英谈话的重头戏。毛泽东对儿子回忆，1945年黄炎培在延安时曾跟他谈起过，中国历史上的历朝历代似乎都难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毛泽东向儿子解释这句话的含义。
在拍摄开国大典这场影片中的高潮戏时，剧组直接登上天安门城楼，几百名离退休老干部、老战士参与了拍摄。如何才能在天安门广场重现1949年的盛况，当时有人提议在长春地质宫广场搭建一个天安门外景，施工方要价500万元，且工程完成需要一年的时间。李前宽直接拒绝了，因为影片的全部投资才500万元，而且时间上也不允许。
此外，广场上欢呼雀跃的数百万群众和威武雄壮接受检阅的三军将士又该如何表现？李前宽不愧是美术设计出身，他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让历史资料片也参与到创作中来，将珍贵的开国大典历史纪录片资料与新拍摄的镜头剪接在一起，纪实性与表现性相结合，使之形成新的电影语言。
但如何将历史资料片与新拍摄的画面严丝合缝地融合在一起，这又是一个难题。制作人员从整体结构和节奏上有章法地进行布局和衔接，通盘考虑镜头的景别、机位和长度，通过影片色彩的渐变，把资料片加工成茶色影片，又恰到好处地从茶色变成彩色。这样，就使今昔两个时期的历史画面自然衔接起来，浑然一体，达到了“以假乱真”的效果，凸显出情节的震撼性、真实性和文献性。很多看过电影的人都迷惑：电影最后那十几分钟，到底是演员演的还是真实的纪录片？
李前宽、肖桂云夫妇在资料库中，从几千份资料胶片中一一筛选。据统计，电影《开国大典》从开篇到结尾，共有40多处资料片镜头与拍摄的新镜头融为一体，这种“真”与“假”相互碰撞后的“化学反应”，生成一种真实性与假定性、纪实性与表现性相结合的美学风格，赋予了影片一种历史厚重感和真实质感。正如他们所说：“我们试图让纪录片的真实性镜头和自己拍摄的表现性镜头碰撞出‘火花’，帮助观众在真实性的画面中重温历史，在表现性的画面里感受信仰的力量。”
《开国大典》剧组辗转全国12个省市，动用了群众演员约15万人次，历时7个月，最终完成了拍摄。
“双片”合璧大气磅礴
1989年6月11日，电影《开国大典》拍摄完成。7月份，“双片”制作完成。所谓双片，是由两条胶片组成的工作片，一条为电影镜头，一条为台词、音乐、音响混录而成，通过声画双机同步放映。7月底，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混录室，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审查了《开国大典》双片。大家普遍认为，片子拍得很好，大气磅礴，史诗般地艺术再现了新中国诞生的历史画卷。
电影以全景画卷式的视角再现了开国大典前后的重大历史事件。在表现辽沈战役时，用一个固定画面营造出战斗结束时的场景——硝烟弥漫、战马哀鸣，国民党军旗被火焚烧，同时穿插资料片加旁白；表现平津战役时，将资料片与新拍摄的镜头相结合，展示了北平城门前，解放军与傅作义的起义部队换防的情景；表现淮海战役时，则选择战役结束时的场面，重点展现了华野司令员陈毅与独腿小战士和自杀未遂的杜聿明之间的两场对手戏；表现渡江战役时，则有意识地把“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历史画卷展现出来，通过几十个镜头的蒙太奇组接，体现出革命军队以摧枯拉朽之势抢渡长江天堑的英勇气势。
剧本中有一场戏，是描写毛泽东接到前方战报，得知解放军已攻过长江、打到总统府时，豪情满怀地写下了“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的诗句。在拍摄现场，李前宽和肖桂云改变了这场戏的表现方式——由古月饰演的毛泽东深知已经胜券在握，十分疲惫的他在作战地图前的椅子上打起盹来。这时，手里拿着战报的叶子龙兴奋地冲进来，发现毛主席睡得正香，不忍心打扰他，就轻轻地把战报放下。这样的对比，产生了一种“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在表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时，电影选用历史影像资料加画外音的手法，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在一分钟内得到了近乎全方位的展示。
1949年9月30日下午6时，当夜幕将要降临时，参加政协会议的全体代表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典礼。这场戏采用的是象征性的处理手段，画面呈现出一种带有历史感的色彩，黄昏中的松柏、基石和庄严肃立的领袖们，伴随毛泽东宣读碑文的画外音和深沉的主题音乐，一锹锹沙土从不同角度缓缓洒落而下，把对革命先烈的悼念之情，融合在富于造型表现力的画面中。当镜头仰拍基石和太阳的画面出现时，叠化山冈上无数牺牲的先烈，再叠化飞翔的和平鸽，运用这种动静交织、情景交融的浪漫主义的方法，显示了独特的神韵，达到了鼓舞观众的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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